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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的姿态不能丢
2014-05-15 17:18:36 来源:www.qikanku.cn 作者: 【 】 浏览:1103次 评论:0

    论文发表格式  没跟着祖父叶圣陶练成一笔好字,是写了三十多年小说的叶兆言,仍有的怨念。
  在外人看来,以他的家学,成为小说家,是近乎自然的事。祖父叶圣陶凭唯一的长篇《倪焕之》,在文学史上留名。父亲叶至诚与韩东的父亲方之,都曾是江苏文坛上惊鸿一瞥的作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叶兆言以“先锋”之名崭露头角,与余华、苏童、格非等同列。
  后来这批人各自写出了名堂。当初这个尚处生长期的南京文学小圈子,有赖于叶兆言提供的给养。韩东还记得,那时北岛、芒克的诗暗中流传开来,源头多半是叶兆言从北京带回的《今天》杂志。
  当年每逢暑假,叶兆言有进京陪伴祖父的习惯。但他本人却鲜从祖父口中,套得一星半点的文学指点。他自言,“我从小受到的家教,都是不要有出息”。等到他大量接触现代作家的作品,已是恢复高考后念研究生时的事。而因历史原因造成的“营养不良”,给这代人的阅读打上的共同烙印是,在一个时期内“非外国文学不读”。
  时至今日,叶兆言与老友格非聊起来,都会生出“喜欢古典,而终不能向古典致敬”的感叹。
  在圈中公认阅读深且广的叶兆言,这几年里,有意放慢了小说写作的步调,读史读到“技痒”的他,一手写作小说之外,又一手著起拟古、咏史的文章。从2007年前由专栏汇集而成的一册《陈旧人物》,到新近一气呵成的小品文集《陈年旧事》,他由着性子遨游于清末民初的籍册,在文人名士林中升帐点将,另辟了一条个人写作的蹊径。  他的散文写的还是人。如果把《陈旧人物》看成他散文写作的“上集”,点的是近代知识分子谱系里的显达人士,读史者都绕不开的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下集”《陈年旧事》则收录了因种种历史原因在人们的印象里变得晦暗、难于定论的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陈布雷。
  小说家的嗅觉,使得叶兆言从史料的边角,梳理出这堆落灰的人物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繁复关系乃至未发隐情;而他本人的家学渊源,更赋予了他在轻描淡写之间,带出掌故秘辛的便利。这种无可替代的优势,让他笔下那个以南京为中心的近代文人世界,散发出温馨的味道。
  著散文时以“票友”自比的叶兆言,放下了小说家的“本位”,也不再束缚于小说要遵循的各种规矩门道,“因为小说毕竟是西方的”。而他在近十年所孜孜写作的历史背景小说(从《没有玻璃的花房》到《一号命令》)里,小说读者常常感到难以尽兴的“故事走向受制于具体历史事件”的限制,因受散文本身节制、写意的文体调节,反倒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度。
  这种风度,以他自己的说法,始自大学时代多少被逼无奈的古文补习,到后来激发出对胡小石、柳诒徽等渐被淡忘的老派民国文人的好奇与敬意。而在上大学前,所有“旧学”的底子,就只有二十来首辛弃疾词,“祖父发现我能背,已经很高兴了。”
  在读史中,越是了然了一代代文人的传承与血缘,叶兆言也越是抱遗近现代史上,这一再被打断与扭曲的关系。在谈起年青一代对他的祖父辈曾表达过的激烈否定,他也表达了颇为出人意料的理解。而对带刺的年轻作者韩寒,他甚至坦然承认,“他讲的一些话真是没错,确实是不幸言中了,现代文学确实没那么好。”
  毕竟直到写过了三十年,传统的意趣才在他的笔下渐浓,他的书房里甚至出现了一幅胡小石的书法长卷。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回头看一眼,那种潇洒流动的线条,正是他字里行间想要流露的。
 
“先锋”的姿态不能丢
  南都周刊:从 《没有玻璃的花房》(2002)开始,到近作《一号命令》(2013), 您在近十年里陆续发表的几个长篇,都跟历史、尤其是“文革”史贴得很近?
  叶兆言:小说我用的是“逼真法”,故意把历史写得跟真的一样。但是绝大部分,可以说九成都是虚构的。小说里真实的是些不重要的东西,比如我刚写完的一个长篇《很久以来》(尚未出版)里面,一开场写到南京新街口枪毙人的场景、历史、地点都是真实的,但真实的东西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些不真实的东西。
  小说是不能把所谓的历史简单地还原,但要把历史的巨大真实还原。我觉得我通过小说的这种还原,远比我们能想到的,或者我们已知的,“文革”期间的那种东西重要。我省略了好些东西,比方大家都知道的,张志新在看守面前用经血蘸着馒头吃,这种血淋林的历史现实,编辑说太好了,我觉得不能写。原因很简单,这写在小说里头,就是通俗小说。
  南都周刊:在写到那样一个残酷年代或者个人痛史的时候,您的笔调,给人的感觉却是比较舒缓和松弛的。
  叶兆言:这可能和个人的文学观念有关。我比较习惯反高潮。古典戏剧或者电影里都有高潮,那是要抓住观众。我是比较反的,因为我觉得不断地试图抓住观众,像金庸小说那样,一环扣一环,是一个传统。可能我的文学观念比较陈旧,但我始终觉得那是个通俗小说的路子。靠那样来吸引读者,看完以后就没什么东西。我个人喜欢反高潮。我写到特别顺畅的时候,常常会停下来。比如说,小说里面提到枪毙这个场面,一定是很极端、很有张力的,但看完以后引起的思考一定是浅薄的,甚至根本引起不了思考,只引起反感。
  南都周刊:您早期写的那些历史小说,比方《枣树的故事》里面,就经常跳出历史叙事,玩一些叙述花样,这里面是否包涵着消解掉正统的、官方的历史叙述的意图呢?
  叶兆言:应该有,我觉得写作有游戏一面的。这其实又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写作的好玩很重要。《夜泊秦淮》里面我就开玩笑,像《追月楼》就是对现代文学里经典小说的调侃。因为大家族的故事是《家》、《四世同堂》之类现代小说里是常写的,都有一个反封建、要革命的主旋律,而我偏偏要用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的那种小说语体来写,演绎的故事完全是一种反叛。我想一个写作者是有这种乐趣的,否则就不好玩了嘛。钱钟书说“人永远摆脱不了模仿,反模仿也是模仿”,因为它也给你灵感。

  南都周刊:您对史料纵深的掌握,在国内同辈作家里是很突出的。这对您小说的叙述有没有什么影响?
  叶兆言:肯定是有影响。因为我从小没想当作家。我受到的教育是中国传统式的教育。古代文化人文史不分家,朱希祖是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主任,胡适也是,到中文系当教授可以,到历史系也可以。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最好的文学作品《史记》,就是史嘛。在没想当作家以前,我对历史有非常大的兴趣。少年时代就有对大事记的喜好,所以说我对历史有种特殊兴趣。
  南都周刊:早期的《夜泊秦淮》那种架空历史小说,带有明显的“先锋”印迹,到近期写法比较老实的《没有玻璃的花房》、《一号命令》,是否有意在小说中淡化一些叙事方式的花样?
  叶兆言:没有,我始终没有淡化。我是很极端的。我之前写过一本《关于厕所》,好像注意的人不太多。我觉得叙述方式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叙述角度的尝试和试验。包括《没有玻璃的花房》,到底它是一部第一人称叙事还是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其实是很难说清的,它整个就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我的试验性是非常强的。
  什么叫“先锋作家”?马原被认可后就消亡了,余华被认可后就消亡了。所有人,包括王朔,我们共同的标志就是我们没被认同前的反叛。当你认识到这个东西以后,重要的就不是所谓“先锋”的内容了,而是他的姿态。我认为一个作家,你成名以后,站稳脚跟以后,当年破落户的东西不能丢。“先锋”的姿态得在,得保持当年你孤独时的探索性、试验性。我早就知道传统的世故了,我也知道评论的世故,你火了怎么都是对的,你倒霉了什么都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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