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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灯从“大院”到微博:中国话语变迁60年
2014-05-06 21:47:31 来源: 作者: 【 】 浏览:1037次 评论:0

 语言即是行为,话语关乎权力。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语言应被看做是身体的一个维度。人与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全部关系都经由语言得到了表达。当将语言的运用视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和情景变量的折射的时候,就可称之为“话语”。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中,话语实践被认为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既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也有助于改变社会。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封闭、僵化、板结的社会开始开放、松动和裂变。而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变迁的轨迹深刻而明晰,总是能够再现其根植和生长的那个时代,印证社会的变迁。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兴起更是极大地改变了全社会的语言生态、话语权格局以及话语模式。随之而来的,是语言殖民化的末日、话语霸权的没落,以及社会话语的整体断裂、大规模的裂变,迎来了一个话语权日益平均、观点和表达方式日益多元、自由言说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的新时代。
  对新中国流行的语言和话语变迁的历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可将被认为是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市场经济登堂入室的1992年,以及有中国互联网元年之称的1994年,当作中国近30多年语言和话语模式变迁的三个节点。

  1949~1978:革命话语一家独大
  语言和话语方式的革新,往往肇始于社会新旧更替之时。上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全社会的语言和话语方式就为之一变,新的革命话语横扫一切,旧的话语体系被彻底颠覆和抛弃。这种革命话语一家独大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的语言风格和话语方式意识形态化最为彻底的时期,整个社会话语空间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意味。即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思想领域,这种意味余韵犹存。
  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论,即是贯穿那30年社会主流话语的红线。这从当年的流行词汇即可见一斑:一大二公,三反五反,四个伟大,五一六分子,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九评,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些数字化的新词组,计划意识和规训意图明显。而红卫兵、红太阳、黑五类、黑材料、白专道路,这类色彩鲜明、界限清楚的关键词,则是当时简单粗暴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的具体呈现。这种粗暴在十年浩劫期间达到顶峰,炮打、砸烂、抢班、夺权、粉碎、铲除等动词成为时尚,以及“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语汇的流行,则无疑应归类为暴力美学的范畴。
  这一时期,伪民间话语大行其道。1958年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就是官制民谣的典型。诸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类盛极一时的虚假抒情,被历史认定为民间美学包装的极权话语,是一种全民乌托邦的咏叹。而“土豆烧牛肉”、“不须放屁”、“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等俚俗的言说,则因出自领袖之口,才能大行其道且人人成诵。

  80年代:思想解放与个体觉醒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开启,思想解放,西风东渐,往昔遭禁止和被批判的各种思潮和知识汹涌而至,精神饥渴的知识界,饥不择食地享用了一场以现代化为调味料的思想盛宴。然而席终人散,就会发现社会的话语格局并未有太大改观。知识精英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但沉浸在长期束缚解脱后的眩晕和狂喜之中,似乎处于一种暴饮暴食后的消化不良状态。
  回望80年代的流行话语,依然是政治语汇一家独大,精英话语则充斥着文艺腔,动辄得咎却不接地气,民间的声音一如既往地缺席,往往只能作为“小道消息”口口相传。
  无论是“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则是大家拿”这样的讽世歌谣,还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类口号,仍然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烙印。
  所幸这也是个体意识复苏和萌芽的时代,港台流行文化跨境渡海而来,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体味到基于个人感受的别样情怀。而在本土,诗人和歌手成为个体意识觉醒和表达的先锋,北岛“我不相信”的叩问,经由崔健“一无所有”的呼号,一直到海子“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的吟咏,就为这个年代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成为至今让人感念和怀想的吉光片羽。

  90年代:民间话语日渐喧嚣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进一步改革开放成为既成事实,涌动而来的经济大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旧秩序。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下海经商、恭喜发财等话语摇身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市场经济的洗礼,个体生存的需求,不可抑制的物质欲望,彻底惊醒了全民乌托邦的迷梦,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识高涨。语言和话语开始断裂,日渐喧嚣的民间话语,声音渐起渐响、渐多渐强,并开始假精英之口,渗入公众媒体得以广泛传播。
  当年火爆一时的王朔小说,就是这一时期语言和话语方式变异的代表。他以解构虚假、躲避崇高为己任,将草根的胡同土话、强横的大院习语和流布全国的宏大空疏的政治词汇搅拌在一起,以混不吝的姿态,迎着主流话语的刀锋而上,在白刃及肤的瞬间,总能灵巧地闪避,践行“玩的就是心跳”。他以“谁比谁傻多少”逆向构建自信,他“一点没正经”地教育“孩子”:“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借以痛诋时弊,排遣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混乱带来的惶惑和愤懑,在赢得普遍共鸣和会心一笑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把持了话语权而生恐滑脱的“精英”的嫉恨和恐慌,蔑称其为痞子。
  这一时期的草根话语,则需借民间艺术的形式,才有机会在社会主流媒体上呈现。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民间说唱艺人,融合了话剧手段衍生出来的小品及其演化轨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期赵本山的表演,根植于民间和市场,源于底层生活,生机勃勃,充满草根智慧。其表达方式,多为揣着明白装糊涂,常常在装疯卖傻中夹枪带棒,不乏讥讽的锋芒,民间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灵光乍现,广受欢迎。及至其登上了垄断话语强权的春晚,虽然表演技术日渐精湛,但表演内容则日益变质。历经20年,以自轻自贱、践踏弱势,由高粱而强梁,以粗鄙慰藉精致,已经是赵本山小品的典型话语方式。

  1994:互联网开启话语平权
  是否拥有传播媒介,决定了话语权力的基本格局。媒介的缺乏,也是民间话语难以传播和被无视的根本所在。已故作家王小波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
  1994年4月20日,中国连入因特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
  全社会话语权力的格局也自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看来,中国互联网的诞生,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它终结了数千年话语权均被当权者和部分精英控制的历史。中国人与全人类几乎同步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
  从此,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话语方式成了明日黄花,民间话语终于在主流话语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而且势必在未来的话语权力博弈中日益壮大。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从此跃迁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得到空前的扩展。这一切,均在中国互联网15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由网络论坛、个人博客、微博客三个阶段着眼,可以概览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中,网络语言的生成、话语方式的演进以及话语权力格局的变迁,及其经历的一个从稀少到普及、从局部到全面、从特权到平权的过程。
  互联网的群体交流,早期主要是通过论坛、BBS、新闻组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实现。最初的论坛参与者多为IT从业者和学界精英,除了专业讨论之外,文学写作、文娱体育消息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语言和话语方式承接传统,并无鲜明显著的网络特色。
  从2000年起,网络论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段。上网人数的增加和身份日益多元化,涉及现实公共事务的话题逐渐成为论坛主流,无论是严肃的讨论还是轻松的调侃,均与官方话语方式有着显著的分野,具有民间特色、公民言说的特质。主导论坛话题的虽然仍旧是精英,但草根的创造性和活力已经开始初露端倪。斑竹、马甲、顶、沙发、楼主、大侠等网络语言开始流行。
  如果网络论坛仍然有传统媒体的胎记,那么,个人博客催生了全新的“自媒体”,改写了社会媒体的历史。有网上传闻称,某分管宣传的官员初见博客,当即惊呼:“这岂不是个人办报!”曾在《南方周末》做记者的翟明磊,则干脆将自己的博客命名为《壹报》,直接称之为“一个人的报纸”。
  博客起始于1997年,但在中国的风靡却是得力于网友木子美以《遗情书》命名、刊载其性爱日记的个人博客。博客彰显自我以及影响读者乃至公共事务的潜力,由此可见一斑。截至2008年,中国博客数量已经过亿。
  也正是博客催生了公民报道者。无论是厦门市民为反对PX项目的散步、央视大火现场图文报道、还是广州番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都能看到博客的身影。而许多著名博客有千万乃至上亿的阅读人次,其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传统媒体已难望其项背。
  电脑运算速度的强大和网络的便捷,在为上网者提供自由言论空间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语言的生成和运用方式。政治及社会禁忌、网络管理、内容审查,与自由表达的冲动交互作用,造就了全新的语言修辞和话语模式。谐音、变形、隐喻、借代、模拟、通假、省略、会意、拆解、重组等,均是新词新字涌现的常见手法,美眉、草泥马、河蟹、雷人、马勒戈壁、五毛、熊猫、有司、萱萱、弓虽以及火星文等例子俯拾即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被发扬光大、更诉诸符号和视觉:法克、谢特……极大地丰富了语言宝库。

  2009:微博生成全新网语
  从2009年开始,呈井喷式增长的微博,虽然也是模仿自国外,但并未妨碍其促使了一个全新的话语权力格局诞生。论坛精英高居话语金字塔顶端,靠长篇大论和远见卓识充当意见领袖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博客以个人为中心而往往顾影自怜的弱点被轻巧地剔除。
  微博将每个用户的每一次表达限制在140个字之内,并允许用户自由选择发言者予以关注,创立了一个机会更为均等、权利更为平均的言论平台和信息传播媒介。其快捷的转帖和方便的对话功能,则大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让内容审查和传播限制成本加大而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
  在微博形式和容量的限制下,寥寥数语即可成章,许多不擅长篇大论的用户平添了自信,也迫使善言者精思傅会、言简意赅,只有靠片语的内涵以及个人魅力,在传播竞赛中领先。同时,让人的创造潜力迸发,有价值的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兹举几则网友辑录的2009年推选微博为证:
  ◎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之后去当城管……在街上碰到妈妈的菜摊时,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让少数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
  ◎杜蕾斯破产不是悲剧,杜蕾斯破了才是悲剧。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我怀疑他们在密谋策划要让我幸福。
  虽然未能彻底解决信息碎片化的弊端,信息自我整合的能力还有待技术进步予以强化,但微博营造了一个迄今为止在形式上最为民主的言论环境,无疑是互联网应用中去中心化和平权的典范,以及无组织却能产生巨大力量的样板。值得一提的是,具有继往开来、兼收并蓄、多元共存特点的微博,其全新的网络语言和话语方式形成的丰富生态,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特别是强大信息的自我纠错机制。4月1日,一则假消息在某微博上疯传,但在人工未及反应的时间内,在用户的不断质疑和求证下,迅速得以澄清。
  微博诞生以来,在用户的通力合作下,在突破封锁、扶弱助贫、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疫情报警、舆论监督、慈善事业、澄清谣言、揭穿黑幕、伸张公义、守望相助等多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虚拟现实与真实现实水乳交融、人情味洋溢的和谐景象,一个多元并存可资寄望的网络公民社会的雏形。
  (作者为《时代周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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